冯友兰先生认为讲自然科学可以抛开科学史来讲，但讲人文学科却离不开学术史，必须“接着讲”。美学家叶朗先生特别推崇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多次强调 “人文学科的理论创造必须 ‘接着讲’”，认为“人文学科的新的创作必须尊重古今中外思想文化的经典创造和学术积累，必须从经典思想家‘接着讲’”，“我们的人文学科要有所创新，应该从这些前辈大师那里‘接着讲’”。①中国的语言研究历史悠久，在西方语言学传入之前，已经有了2000余年的研究历史，清末马建忠在《马氏文通》序中说：“上古渺矣，汉承秦火，郑许辈起，务究元本，而小学乃权舆焉。自汉以降，小学旁分，各有专门。……不外训诂、音韵、字书三者之学。”②传统小学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研究范式，形成深厚的优良学术传统。但传统语言研究不是严格意义的语言学，多是基于“通经”这一实用目的而发展的，按王力先生的说法，还属于“传统语文学”的范畴。③其主要任务是处理语料、分析语料、解释字词、考证版本，其理论则散见于各字例的训释中，没有能升华到应有的理论高度，没有建立起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反映的汉语特点零乱而分散、不成体系，④传统小学是“未竟之业”，“有待我们今人完成而后来居上”。⑤语言学在当代被认为是“领先的学科”，不可能凭空发展，“接着讲”传统的“小学”，也是新一代学人责任。

训诂学属于语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探求语义的一门学问。因时有变革，地有阻隔，音有流变，义有转移，词有孳乳，历史文献的理解和思想精华的把握必然导致训诂的产生。孔颖达《毛诗正义》疏：“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清人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进一步阐发这种思想：“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盖时有古今，犹地之有东西有南北，相隔则言语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谓通之也。”⑥训诂学的发展历史也反映了中国语言研究传统中重视语义的优势，积累了历代学人在语义分析方面的智慧。和曾经很流行的主要关注形式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等不同，当代语言学越来越重视语义问题。而且，人类语言学、词源学、认知语义学等的兴起，也呼唤传统训诂学能够提供更多理论和基础材料的支撑。吕叔湘先生曾论及汉语研究界的“两张皮”问题：“一种偏向是谨守中国语言学的旧传统埋头苦干，旧传统里没有的东西一概不闻不问……另一种偏向是空讲语言学,不结合中国实际,有时候引一些中国事例,也不怎么恰当。”⑦新时期的训诂学研究需要打通古今、融合中外、兼顾体用，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做了很多振聋发聩的呼吁和有益的尝试，如陆宗达等先生就提出要专门探讨“训诂方法的科学化”问题。王宁先生说：“训诂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古老，却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也就是说，它除了还具有充当认识古代的工具这一实用价值外，在理论的发展上，也还没有终结。”⑧就目前的情况看，传统训诂学如何“接着讲”，仍然是一个摆在新时期语言学者面前的大课题。

吴泽顺先生的 《清以前汉语音训材料整理与研究》一书（入选国家社科成果文库，201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下简称《音训》。下面涉及该书观点和材料时，直接叙述不一一注明出处），正是“接着讲”训诂学的一个有益尝试。这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理论篇）对相关时代的音训进行历史梳理和理论分析，从知识考古的角度探讨音训的本质，分析不同历史时期音训的特点，厘清音训理论、方法和实践的发展脉络。下编（材料篇）是对清代以前60余种音训材料全面收集与系统整理，最后按时代和作者汇编成集。

这本书具有如下一些特色：

首先，该书把“接着讲”放在音训的大历史中，理清了清代以前音训发展的历史脉络。音训，也叫“声训”，是训诂的三种方法之一（另外两种是形训和义训），是一种以语音的相似性或语音流转、演变关系为媒介的词语意义或词语关系的探求与解释。张之洞说：“治经，贵通大义，然求通义理，必自音训始；欲通音训，必自《说文》始。”（《说文解字义证·序》），黄侃先生曾统计说：“《说文》列字九千，以声训者十居七八而义训不过二三。”《释名》《方言》更是有意识地用音训的方法构建自己的词汇语义体系。音训方法在两千余年间，⑨从实践到理论，从无意识到自觉，从零散到全面，一步一步，日臻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