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古文论的全部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范畴的发展史。”[1]（p38）这句话颇有道理，范畴的确是我们认识古代文论的网上纽结。学界关于古文论范畴的研究可谓多矣，但是“这些研究可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古典的圈子里打转，鲜有走出围墙，打通现代的扎实的范畴研究。”[2]（p1）所以深入探究现当代文论中的古代诗学范畴，既能彰显传统文论旺盛的生命力，也是现代文艺学建设的要求。而“教化”既是古代诗学范畴，也是现当代文艺学批评中运用频繁的范畴，它是通向当代的古代诗学范畴，值得深入探究。

一、古代诗学“教化”范畴内涵

“教化”是具有浓厚功利色彩的诗学范畴，它强调文艺与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密切关系，其内涵大致可包括以下方面：

1.古代文论家认为“夫文者，道之用，道者教之本也。”[3]（p396）他们认为文艺“教化”应以“道”为本。“文以明道”是“教化”范畴关于文学本体的认识。

其一，在“文以明道”中，“道”是本体。古代文论家提出“夫文者，道之用，道者教之本也。”“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唯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4]（p3319）正因为“道”是文章的本体，故无“道”无“文”；“文”对于“道”而言只是手段和工具，文章的教化要基于“道”这个本体，作家也只有通过宣扬“道”，才能达到教化的目的。

其二，在“文以明道”中，“道”的内涵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是不断变化的。如刘勰认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刘勰所谓的“道”就是“‘自然之道’，经过圣人的创作而成为经典，其中并没有具体政治路线的规划。”[5]（p156）而明确提出“文以明道”观念的韩愈，他所谓的“道”一方面是有抽象观念形态的儒家政治理想，另一方面也具有极强的现实内涵。宋代理学家将“道”提升到宇宙本体的地位，认为“文从道中流出”，他们所谓的“道”即“天理”，是个体行为符合儒家伦常要求的而臻于道德纯善的境界。[6]（p131）可见“教化”范畴所推崇的“文以明道”的“道”，在不同历史语境下有不同内涵。

2.“教化”范畴重视文艺作品“有裨风教”的社会功用，具有强烈的现实精神。细究起来，“教化”社会功用又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主张文艺为社会政治服务，要求文艺发挥经邦治国的作用，这是“教化”的重要功能之一。从《毛诗序》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到陆机的“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再到沈德潜的“诗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之重”等，诸如此类关于“教化”论述，都非常强调文艺的政教功能，而一些文论家在运用“教化”范畴时，更是明确提出文艺要“惩劝善恶之炳、补察得失之端”，“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要求文艺发挥反映现实，干预政治，为民请命的政治作用，具有浓厚的功利色彩。

其二，提升个体的道德修养，这也是“教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一些文论家看来，“教化”还要提升个体的道德修养，唐代孔颖达曾说：“‘温柔敦厚，诗教也。’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温柔敦厚”其实就是个体受到文艺作品的教化，心灵受到感化后，呈现于外的一种精神状态。

3.“潜移默化”是“教化”范畴发挥作用的基本方式。“教化”的落脚点在于“化”，在于对个体的意志和情感产生影响。要将“教”的内容达到“化”的效果，就不能采取简单灌输的方式，而需要一种熏陶、感染、浸入的方式，慢慢使个体的内心状态发生变化，从而达到教化的目的。《金石缘序》中就谈到了小说的教化作用在于“劝善惩恶”，那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它认为只有“有起有收，回环照应，点清眼目，做到锦簇花团，方使阅者称奇，听者忘倦。”[7]（p436）这其实对文艺作品提出了较高要求，要求其富有感染力、并具有审美形式。

总之，古代“教化”范畴对文艺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作用。一方面它要求创作主体关心社会生活，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有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同样要求文学作品反映现实，要“言之有物”。这是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一些文论家在运用“教化”范畴时，将文艺僵化为“载道”的工具，甚至主张“文便是道”，对文艺的审美特性关注不够，这又是消极的作用。

二、“教化”范畴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

“教化”不仅是古代文论范畴，它还通向现当代文论，这集中表现在“教化”范畴所呈现的思维方式在现当代文艺学中得到充分运用，而且“教化”范畴本身也存活于现当代文学理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