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评议

作者:常江

责任编辑:杨天东

版权:《当代电影》杂志社

来源:《当代电影》2020年第一期

电影《被光抓走的人》(以下简称《被》)是新锐编剧董润年以导演身份推出的院线作品。它以软科幻的外壳，包裹了一系列对人性进行深刻拷问的故事，并通过营造兼具黑色幽默和荒诞色彩的意象，向社会提出了一个令人沉思的问题:如果世界有一天通过一种无法用科学解释的方法，对所有人的生存做出了某种“审判”，那么人类究竟应该如何面对那个“后审判”的世界?

一、软科幻包裹的人性困局

影片的情节其实并不复杂。在一座亦真亦假的中国西南城市，突然间出现了一道神秘的白光，白光消失后，一些人也随之消失。城市陷入混乱，科学家们开始对“被光抓走的人”的共同点展开研究，最终得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只有那些拥有真爱的人，才有资格被光抓走，而留下来的，都是已经不爱或者正在假装去爱的“失败者”。

正是在这样一个预设逻辑的支配下，电影通过四条叙事主线去呈现被留下的不同的人对于这一“审判”做出的选择:中学语文教师武文学(黄渤饰)不愿相信自己和妻子的爱情已死，不惜通过造假的方式反复向他人和自己证明“真爱”的存在;李楠(王珞丹饰)即将与丈夫离婚，却发现丈夫突然消失，于是她通过种种方式联系到曾经跟丈夫有过不同类型婚外情的女性，想要找到跟丈夫一起消失的“真爱”到底是谁;街头混混筷子(白客饰)对自己的发小有难以言表的隐秘感情，不愿相信被白光带走的他其实另有所爱，并最终以极端的方式刺死自己预设的“假想敌”，实现了解脱;刘佳一(李嘉琪饰)想与深爱的男友结婚却被父母强力制止，正要以死殉情时，白光竟带走了彼此恶语相向一辈子的父母，不愿接受白光“审判”的男朋友最终选择跳楼自杀来表明自己的心迹和抗争。

影片采用典范的平行蒙太奇手法，以类似的叙事节奏组织四条故事线，有条不紊地呈现出人们在面对白光带来的“最后的审判”时的所采取的不同路径:武文学的路径是“胆怯”，尝试以自我欺骗的方式来维系原有世界观的表面的稳定;李楠的路径是“探求”，尝试通过“寻找”和“自我放逐”的方式让自己坦然面对人性的不可靠;筷子的路径是“拒绝”，尽管痛苦地接受了“审判”逻辑，却也选择通过自我毁灭来表达自己超乎其外的决断;刘佳一的路径是“蔑视”，她完全否定任何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审判”的外部力量，勇敢选择以自己的方式界定自己的生命。

从技术角度来看，《被》堪称规整。创作者对各种表现手法的使用相当熟稔，对一些细节的雕琢(如片尾处武文学一家三口日常生活的固定长镜头、以独白的方式点出短时间内难以被观众捕捉的关键信息，等等)也颇具匠心。但本文认为，仅仅将《被》视为商业电影对人性的脆弱、虚假和坚定等属性的浅尝辄止的再现，很容易令我们忽视影片对一些更加深刻的议题，比如人的行为与社会机制的互动的探讨。在完成对基于人性和个体行为的叙事快感的体验后，我们需要通过一种更具学理性的框架，来理解影片在微观的个体行为层面的文化建构与更大范围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

基于此，下文主要采用后结构主义的文化批评方法，分别从个体行为和社会机制两个层面，来探析《被》如何通过有意识地制造“漂浮的能指”来实现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据此，本文将在结论部分就商业电影如何有意识地容纳先锋元素以追求文化和社会深意的策略展开探讨。

“漂浮的能指”(floatingsignifier)这一表述是由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最早提出的，用于描述在后结构的意义流通的情境下，能指失去明确的所指、陷入指意空幻的一种状态。 (1) 这一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繁荣时期，被用于分析小说、诗歌、视觉艺术等文化形式，被视为一种有意识的先锋艺术表达甚至是激进的政治表达--创作者通过可以模糊或剥夺符号所对应的具体意义的方式，来实现对现有的社会成规(routine)和建制(establishment)的批判。 (2) 无论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还是一种文化批评路径，“漂浮的能指”均建基于后结构主义的批判性思维方式，因此时常与后殖民主义、性别研究、制度研究的文化意图相接合，如戈登·斯莱特豪格(GordonSlethaug)对约翰·巴斯(JohnBarth)小说的研究，以及特蕾西·布莱恩(TracyBrain)对宝拉·米汉(PaulaMeehan)诗歌的批评，等等。总体而言，这些作品通过破坏社会事实之间的既存逻辑链条的方式，在受众的认知中制造陌生感甚至战栗感。 (3) 其基本的文化生产逻辑是:通过对历史的象征性否定来强调历史的不可忽视。运用“漂浮的能指”框架来分析电影作品，目前尚很少见。而《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验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