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过年回家，两天之后开始和父母互相嫌弃，告诉自己要克制，但最后又没忍住吵到歇斯底里。终于要离别时眼见他们衰老的模样，又感到愧疚。

当代家庭关系确实令人头疼。

既传统，也现代，想独立但无法独立，注重家庭，同时也关心自己的需求，金钱和情感无法分割……中国家庭的种种错位感与违和感既在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中反映，也让学者感到麻烦，社会学学者计迎春新造一个名词「马赛克家庭主义」，专门表示它的杂糅性。

所以，现在年轻人和父母的关系怎么样？在人们主张独立自主的当下，孝道还是可以提倡的吗？

这是一代不孝的年轻人吗？

这是第一代普遍敢于说出不舒服的年轻人。

他们敢于表达对父母的爱恨交加，让个体与家庭的冲突凸显出来。拿到话语权的年轻人往往迫切地想要「做自己」，他们把自己的不幸归因给「原生家庭」，质疑关于父母身份的资格，讨论父母是否应该「持证上岗」，反思「丧偶式育儿」导致的父爱缺失。

不过，想要独立的年轻人很可能会沮丧地发现自己很难摆脱父母的影响，对遭遇「房价压过所有叙事，成为压在身上最大的山」的当代年轻人而言，「啃老」成为唯一正确的生存状态：代际之间的「经济境遇」差距越来越大，年轻人不得不把父母当作后盾。

这个现象不仅出现在中国，在西方，房子、养老金及大学教育也正变得奢侈。与中国的「六个钱包」相似，「父母银行」（Bank of Mom and Dad）的概念同样困扰全球的亲子关系。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六成 35 岁以下的英国购房者从父母那里获得经济资助，「父母银行」支出连年激增，如果联合起来，它是英国第 11 大抵押贷款人，美国的第七大贷款人。

↑《东京塔》

对很多有子女的中国年轻人来说，问题更加直观：没有学区房，后代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就会受限，这几乎预设了一个前提：绝大多数人都只能通过某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而这种方式就是啃老。

这种被制造出来的两难处境，《南风窗》一篇文章把它归结为：年轻人没有其他选择，「啃老」变成一种制度设计。许多现实和规则在伦理上默许了啃老的正当性，在制度上鼓励甚至巩固了啃老的选择。

学者石金群用「自主而不独立」概括年轻人对父母普遍矛盾的心理体验：既想独立，又要扮演家庭里承上启下的角色；既考虑个人利益，又得考虑道德责任；既爱对方，又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承受精神压力；既渴望行动自由，又期望得到家庭制度的支持。

于是，「啃老」成为「房间里的大象」，人人知道，但不再有人说起。

类似地，「拼爹」「巨婴」「小皇帝」这些词受冷落，并不是因为它们本来所讽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而是选择越来越少的今天，再把这些道德批判意味放上台面，会让人想反问，「那不然怎么办呢」。

父母为什么越来越难当了？

现在社会评判一个人是不是孝顺，往往是从个人得失考虑的。比如对一个被抛弃、被虐待的孩子，人们很难苛求他长大后对父母尽孝。反过来，父母的付出常常能驱动内疚的心理，让我们觉得应该有所回报。

愧疚是一代人的情绪。

1980 年代起《父母必读》杂志率先推广一系列准则，从孕产、营养、护理到疾病预防、教育心理，目的是培养健康优秀的儿童，到了现在仍有大量行为指导书籍，详细规范父母的教育方法。早教、婴儿游泳、托儿所、奥数班、编程课、钢琴书法……教育焦虑延展到「全民鸡娃战」的当下，全职妈妈、陪读妈妈和科学母职、密集母职在城市中产间普遍起来。

成就导向下， 一边是延续中产地位、卖力让孩子有爹可拼的父母，一边是从小计算 KPI 的孩子。对多数独生子女来说，从小到大与父母紧密捆绑、共同对抗压力，他们越来越难想象，除了三口之家，还有什么地方能够提供这么强烈的归属感。

↑《步履不停》

但事实上，很难说清育儿焦虑是父母主动选择的，还是社会压力下被动的、应激的挣扎反应。经济学家马赛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在《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中揭示的规律是：社会越平等，教育回报率越低，父母对孩子越放任。

换言之，在社会离平等化很远的前提下，父母的职责不会减轻。

社会学学者沈奕斐所著的《谁在你家》则指出父母在子女婚后依然要作出牺牲的必然性。西方家庭大多是夫妻一方放弃职业，或雇佣保姆，或依托社会机构和福利制度，但在中国，年轻夫妇只靠一方收入也很难养活一家人，而最终为年轻人「兜底」的就是父母。这些父母被称为「第二个妻子」：他们接下一般属于家庭妇女的负担，做掉绝大部分家务，放弃绝大部分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