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彩娥

卧一泓清波于灶头，滋养屋檐下的苍生。矮小敦实的水缸，以泥土的另一种形式，续接大地，贯通水井，把生命的泉，接进千家万户的日子，蓄养大地上的生机和繁荣。

与一日三餐的距离最近，水缸理所当然是锅灶的芳邻。灶台边门侧旁的角落里，安放着它的一生。

水缸也是离日子的起始点和母亲最近的物件。每天天刚蒙蒙亮，天幕上尚闪射着星子的清光，母亲的葫芦瓢就探进水缸。葫芦瓢在水面轻荡几下，荡开尘埃，冷不丁扎个猛子，又抬头跃起。母亲把葫芦瓢一扬一翻转，一练清透的飞瀑，哗啦啦跃进大锅。风箱呼嗒呼嗒拉起来，橘红的火苗舔着锅底，烧煮着粗茶淡饭，映出一个凡常日子的宁馨。

我凌晨的梦里，有很多关于母亲和水缸的声音。霍霍霍，刀在缸沿上匆匆蹭三五下，菜刀就“快”了，缸沿是母亲最顺手的磨刀石。哗啦哗啦一瓢接一瓢地往大盆舀水，那是母亲在清缸。每隔三天，母亲就要清洗一遍水缸。她一边舀水，一边轻轻扳斜水缸，身子慢慢探进去。水瓢碰撞、刮擦着水缸，重浊钝厚的声音，像母亲低沉的吟唱。直到缸里剩下两瓢水，母亲操起一个新饭帚，来来回回刷洗缸壁缸底，把水垢和尘垢刷掉。脏水清出，舀回两瓢清水，再刷一遍，最后再冲洗一遍，母亲才安心。作为生命之源的水缸，一定要清洁干净，要澄澈和丰盈。农家的日子可以粗糙，可以简省，但必须洁净。

门外传来担杖吱扭吱扭的轻唱，沉重的脚步声在朦胧的晨光中明晰起来。每天一大早，父亲就去村东头的水井连挑三担水。不管多忙多累，挑水是农家人开门的第一件事。水缸里满水，粮缸里有余粮，红皮的旧桐木箱里有应急的小钱，日子才过得靠谱，心里才有底气，腰背才挺得直。

担杖在父亲的肩头颤颤悠悠，两只沉重的水桶也颤颤悠悠，水面映着晨光，显出清寒的模样。前桶入门，母亲赶忙掀开高粱杆的水缸盖。父亲并不卸担子，一手按住担杖，一手托起前桶，轻掀桶底。桶顺势倚到缸沿上，一倾斜，哗——水龙窜跳着跃进水缸，缸里旋转着水涡，激溅着白亮亮的水花。此间后桶落地，担杖横斜侧立。父亲反身提起后桶，另只手一抬一锨桶底，水转瞬入缸。一连串的动作沉稳流畅，一气呵成，衬出铁色的父亲从容自信、刚毅勇武的气度。空桶刚一着地，父亲又捞起担杖勾连起两只桶去挑水了。生铁的链索、洋铁皮水桶摇摆晃荡、摩擦碰撞，发出咔哒咔哒、吱吱咯咯的响声，大街上回荡着农家版的交响乐。

三担水入缸。父亲抹把汗，又挥舞着大扫帚，扫掠院里掉落的干草和落叶。挑水、扫院，是父亲一天劳作的热身运动。此时灶火已落下，腾腾的蒸汽充满了小屋，弥漫着朴质的五谷香。我们七手八脚，摆桌凳草墩，端碗盛饭。待父亲放下扫帚，一家人围桌而坐。手里的粗瓷大碗，漾着井水的清甜，生长着生命的葳蕤和喜悦。

水缸是给养，也是冥冥中的感召和某种唤醒的力量。一天清晨，朦胧中，大哥的血脉突然紧了一阵，似有热浪滚过。他一下子醒过来，先父亲一步骨碌爬起，翻身下炕。身形单薄、肩头尚嫩的大哥凝望了一眼灶台边角的水缸，郑重地取下院墙上挂着的担杖，平生第一次最早打开家门，吱扭吱扭挑水去了。

十三四岁的小子，要走近水缸，需要走过一段艰难的路途。起初，大哥只能挑少半担水，但腰背还是给压得挺不直，担杖还是烧灼着皮肉。跟所有刚练习挑水的人一样，他双手托住担杖，试图给肩膀减轻一点重负。他弓腰曲背、歪歪扭扭、踉踉跄跄，走一气歇一气，不知走了多久才走近水缸。水缸贪馋地哗啦哗啦几口把半担水吞下肚去，幽幽注视着大哥手中的担杖。摸摸红肿的肩头，咬咬牙，大哥再次踏上去水井的路。这一回，他想挑整担水。水桶随着他的步子狠劲晃荡，大朵大朵的水花泼溅在路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摸进家门，大哥颓然发现，他挑回的还是半桶水……一天天，一月月，大哥锲而不舍，练习挑水。他终于学会了用巧劲走路，学会了换肩，他的步子渐渐接近父亲的沉稳，而又有着父亲没有的轻巧。水桶里的水渐渐满上来。他身上潜隐的铁质显现出来，他有点像我们的父亲了。拿得起担杖、挑得满水缸的大哥，在水井与水缸之间，完成了他的成人礼。这时候他不过十五六岁，农家的孩子，成人总是要快一些的。母亲抚着他硬实了的肩膊，红了眼圈。父亲不作声。他从不作声，他知道，一把锄头、一口水缸，就是父亲给予儿子最好的教育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