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电影》
文/郑传东
都说人老腿先老,这话不尽然。母亲快八十了,腿脚还相当利落,整天介跟那帮大爷大娘们跳广场舞,从没喊过苦叫过累。
不是娘不老,而是心态好。
其实,娘的衰老,早就开始了,而且是从额头开始的,这是我无意中的发现。
那一天,晚饭后出去散步,下楼时不小心扭伤了脚。起初没当回事,第二天脚面肿得跟面包似的,一动弹便疼痛难忍,到医院拍了片子才发现是骨折了。打上石膏后,医生嘱咐在家安心静养。女儿在外上大学,妻子因为工作忙,无暇照顾我,只好把我送到母亲家里。
我拄着双拐在妻子的搀扶下,费了好大的劲才到了母亲家。见我这般模样,母亲一边埋怨我都五十岁的人了走路还不小心,一边嘟嘟着嫌我不早去医院治疗,这边则匆匆整理卧房的床。我和妻子非常了解母亲的脾气性格,虽然絮絮叨叨有点让人烦,但知道她那是心疼我,便都没有言语。母亲很快铺好了床,见妻已经把我扶上床躺下,便吩咐父亲去买老母鸡,外加猪蹄和骨头熬汤给我增加营养,滋补身子。
父亲出去了,母亲进进出出忙着寻找炖汤用的紫砂煲和其他物品。望着母亲有些佝偻的身子和花白的头发,想到无端给母亲增添麻烦,不由生出一种深深的愧疚。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看来,要无聊地在床上呆上一段时日了,自打结婚以后,还没有机会与父母长时间相处过。
母亲有着沂蒙山人固有的那种勤劳、淳朴、憨厚的性格,但在我的少年时代,是绝对没有这种感受的。年轻的母亲有时候脾气非常暴躁,这可能与她从小失去母爱,在继母呵斥声中长大有关。而年少时的我又偏偏异常的顽皮,书念的不怎么样,爬山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捉螃蟹却是我的拿手好戏。常常是早上刚刚换上的干净衣裳,晚上回家时不是抹得稀八乱脏,就是划破个口子,母亲气不过,往往就是一顿拳脚相加,号啕大哭之余,心里的感觉就是母亲忒狠了。直到我长大成人,才理解母亲当时的心情是恨铁不成钢。而那时候,心里有的只是对母亲的恐惧与怨恨。
其实,母亲是个心灵手巧、极会持家过日子的人。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全家随父亲生活在安徽大别山深处的兵工厂里。我和弟弟的衣服全是母亲亲手做的,到现在家里还保存着那台“蜜蜂”牌缝纫机,还有母亲脚蹬缝纫机缝补衣裳的照片。父亲后来调到到了浙江舟山,每月的津贴除供养四口之家外,还要给远在山东老家的爷爷奶奶寄回一点生活费,日子过得极其艰难。母亲在石料场砸过石子、在家属工厂当过车工、在招待所干过杂活,目的就是为了多挣点钱改善家庭生活条件。
那时候的日子虽然清贫却充满乐趣。母亲在营房后院养了几只鸡,一放学,我便充分发挥“特长”,从水田或河沟中捉来泥鳅、鱼虾喂鸡,每当稻子收割完毕,还要到稻田里捡拾些洒落的稻穗给鸡吃,心里企盼着雏鸡早日长大,下了蛋好解解谗。鸡下蛋了,母亲用铅笔小心翼翼地在蛋壳上写下日期,攒起来,等攒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便拿到粮站卖了贴补家用,只有每年的清明节和我们过生日,母亲才会煮两个鸡蛋给我和弟弟。我们兄弟俩把鸡蛋放进线织的小网袋里,挂在胸前,久久舍不得吃掉。
如今,父母已退休多年。我和弟弟也事业有成,过着稳定的生活。按理说,退休后的父母应该轻轻松松、开开心心地颐养天年,但因为我们平日工作忙,父母便将大部分精力用在了照看孙辈上,从幼儿园开始,每天接送孙女和孙子上学,风雨无阻,以此为乐。
“吃饭吧!”母亲将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骨头汤端到我床前,然后坐在床沿上,低着头用手轻轻揉搓着我肿胀的脚面。长这么大,我还是头一次如此近距离地面对母亲。母亲的一头青丝被岁月染成了霜花,额头上刻着一道道深深的皱纹,缺失了胶原蛋白的手背上长出了块块老人斑,只有眸子里依然清澈地保留着善良与慈祥。
母亲额头的皱纹,是一道道田垄,母亲在上面耕耘着岁月、养育着家,皱纹是艰辛和劳累奖励给母亲的军功章。正在仔细端详母亲的我,突然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软肋,感到鼻头一酸。我急忙仰起头,把脸扭到一边,此刻,整个脸颊已经流满了泪水。
母亲,我亲爱的娘,真想替您抚平额头上的皱纹,但儿怎样才能做得到呢?
(图片源自网络)